人民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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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下刑事诉讼实践中,人民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对未判决被告人调查评估已蔚然成风,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其主要依据为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各地的实施细则,但仔细思量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作为注重程序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相应资格作出规定,从社区矫正机构介入身份、调查评估性质等方面都有待考量。从正本清源视角来看,仍应以刑事诉讼的参与人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危险性以品格证据进行证明为主,这样方可回到刑事诉讼的本源。

【关键词】:调查评估 人身危险性 再犯危险性 品格证据

 

一、 问题的引入

根据笔者对所在的H县实际调查,2015年度H县人民法院在刑事犯罪被告人判决前向该地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共发出委托调查评估函11份,人民法院采纳10份,并作出相应的非监禁刑判决。从上述实际情况来看,社区矫正机构的调查评估已经在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的量刑中起到了实质作用,那么社区矫正机构对刑事诉讼被告人的评估行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究竟是处于何种地位,这种评估的行为及评估结果又在刑事诉讼中是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还是作为证据来参考还有待商榷。

二、问题之展开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工作的开展主要依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其中《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审判的根本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据适用也应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社区矫正工作主要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各省的实施细则。从目前司法实践中开展的被告人评估中可见,我国对犯罪的判断趋于犯罪行为与行为人判断的端倪,也就是在目前司法政策中有趋向于对犯罪后果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人进行人身危险性、再犯危险性评价的趋势。其理论基础应为个别预防论、品格证据的运用及人格调查制度。

(一)社区矫正机构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定位及含义

我国有关社区矫正机构的职能在《刑事诉讼法》第四编执行中有规定,针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是社区矫正机构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定位。对于社区矫正的含义从不同角度有多种定义,基本来说社区矫正(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是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犯罪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理论基础主要有社会习得理论和特殊预防理论等。社会习得理论坚持犯罪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强调犯罪人和普通人的共同性。来佐证犯罪人的可矫正性。特殊预防理论认为矫正之所以能够防止犯罪人再犯罪,其奥秘在于重新社会化。这样就打破了原来社会与犯罪两分的格局,通过矫正令犯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成为刑罚执行的新目标,社会从被保卫的客体转变为参与刑罚执行的主体之一。 

(二)刑事诉讼法对诉讼参与人的基本规定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在判决前对被告人进行评估之身份质疑
     201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在被告人判决前的诉讼参与人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刑事判决未作出后及被告人上诉期限未满之前,社区矫正机构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参与人。那么,社区矫正机构在判决前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究竟是处于什么角色令人产生疑问?

对被告人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的考量主要是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根据案件事实及情节来进行认定。主要是由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及审判机关的具体量刑所考察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2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应当进行调查,除审查法定量刑情节外,还应当审查被告人平时表现、悔罪态度、赔偿情况、被害人谅解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其次,庭审中辩护人在量刑的辩护或辩护词中对被告人的一贯表现、悔罪态度、人身危险性等方面也进行辩护,并进行相应的举证、质证,提供给法庭。而社区矫正机构在提供《调查评估报告》后基本上没有出庭的,其报告一般是在法庭上由主审法官给予宣读,未进行相应的质证,之后由法官在判决中参考适用。

那么,对不具有在判决前刑事诉讼参与人资格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就有违背刑事诉讼法之嫌。

(三)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规定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在判决前对被告人进行评估调查之准证据的质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八类证据,并且强调“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庭审中主要围绕着事实及量刑进行举证、质证,辩论,经法庭查证属实的方可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从H的县实际情况来看,2015年度H县人民法院在刑事犯罪被告人判决前向该地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共发出委托调查评估函11份,采纳10份的所有评估都没有进行法庭质证,而实际上都起到了准量刑证据的作用。这种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其实是以书证的形式出现的,并且对被告人的监禁刑与非监禁刑起到了实质的作用。

那么,不是由公诉机关举证提供的证据、也不是辩护人辩护提出的证据,并且未经法庭质证而直接适用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这样其实是有违庭审本质的基本原理。

事实上,在没有进行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评估之前,在法庭审理中被告及其近亲属、辩护人也经常提供有关被告人的品格证据,主要是以证人证言及书证的形式出现,提供法庭参考,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

三、被告人审前评估之建议

我国自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以来,各地法院在探索审前社会调查中形成了四种方式:一是委托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社会志愿者担任社会调查员,诸如北京市丰台少年法庭就采用该方式;二是由法院指派法官自行调查;三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调查评估工作;四是委托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担任调查员。笔者所在的H县目前主要是通过第二种方式:即由法院委托司法行政机关承担调查评估工作。但是通过本文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在被告人判决以前,没有社区矫正机构的主体地位,其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立法上的确认。从目前实践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对被告人的评估应理顺与刑诉法的规定。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的考察当然要以品格证据为依据,收集的程序、形式应按《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行。收集主体应以刑事诉讼参与人中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辩护人为主体。

首先,从法律授权的依据来看。作为处罚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合法性、程序性、严谨性等要求,同时要保障对被告人正当权益的维护。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有着完整、规范的主体资格要求,赋予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辩护人较为充分的诉讼身份,这些人员理所当然是法定的被告人量刑证据提供人。

其次,从证据方面来看。作为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考察的评估在法庭中作为证据适用,需进行法庭质证。从控、辩、审三方的庭审模式来看,一切提供给法庭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都需经过质证、认证、辩论等程序,这样才是回归刑事诉讼程序性的初衷,同时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落实。并且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最后,从程序上来看。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的考量是在为量刑所做的基础工作,实际上就是对被告人是否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的参考。刑罚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一关,有着他特有的惩罚性、严肃性和客观性。贝卡里亚从刑罚的功利角度认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一方面体现了刑罚的效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刑罚是严肃的,需要经过法定程序,法定形式得出结论。同样对被告人的审前评估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2016年8月22日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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